在欧生活8年，精通德语，爱好二战史及现代战争史，从2000年起，曾在“战争的艺术”、“德国军事中心”等军史网站和《突击》、《战争史研究》等纸媒上发表多篇个人独创的文章及翻译多部德语电影电视剧中文字幕

  每年的5月9日为俄罗斯法定的”胜利日“-暨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全国均会举行各类的纪念仪式，尤以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胜利日阅兵式规模最为宏伟，而在每次队列的前排，总能出现一面写满西里尔文字母的红旗。

  而这面旗帜代表了苏联及俄罗斯军事史上的最高荣誉，本文将讲述其前世今生的故事。

  这面特殊红旗的名字叫做“胜利旗”（Знамя Победы），又称“，库图佐夫二级勋章获得者，伊德里茨步兵第150师突击旗”（штурмовой флаг 150-й ордена Кутузова II степени Идрицкой стрелковой дивизии）。为于1945年5月1日由三名苏联红军在柏林国会大厦穹顶上升起的旗帜。

  根据俄罗斯胜利旗法的定义：“胜利旗是苏联人民及其武装力量在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战胜法西斯德国的官方标志，是俄罗斯的国家遗产”，为苏联及俄罗斯军事史上最高荣誉象征。

  胜利旗在外观上为一面在战场上临时制作的苏联国旗，长188厘米、宽82厘米，左方为银色的五角星和镰刀锤子，旗上所书文字如下：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第3突击集团军，步兵第79军，库图佐夫二级勋章获得者，伊德里茨步兵第150师）

  卫国战争中苏联红军具有在攻下的阵地悬挂红旗的传统。1944年10月6日斯大林在十月革命27周年纪念仪式讲话时首次提到了悬挂胜利旗的想法：

  “ 苏联人民和红军成功地完成了卫国战争时期所面临的任务……现在邪恶的纳粹已经被永远赶出了我们的国土，红军需要完成的最后的任务就是，和盟国的武装一起战胜纳粹德国军队，将这个法西斯野兽消灭在它的巢穴中，并在柏林上空升起胜利的旗帜。“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и 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 успешно осуществляют задачи, вставшие перед нами в ходе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 Отныне и навсегда наша земля свободна от 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нечисти, и теперь перед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ей остаётся её последняя,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ая миссия: довершить вместе с армиями наших союзников дело разгрома немецко-фашистской армии, добить фашистского зверя в его собственном логове и водрузить над Берлином Знамя Победы».）

  斯大林讲话完没过多久，莫斯科生产小型刺绣产品的七号工厂就完成了一面红色绒布制成的红旗，边缘装饰着各种颜色的流苏，旗面中央是一个巨大的苏联国徽，国徽上方是一枚“胜利勋章”图案。

  下方是一行句子：“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胜利了”（Наше дело правое — мы победили）--这句线点，即苏德战争第一天时，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莫洛托夫向全国人民电台讲话的最后一句“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将被击败，胜利必将属于我们！”（Наше дело правое, враг будет разбит, победа будет за нами!）。

  胜利勋章（Орден «Победа»）是苏联最高级别的军功勋章，于1943年11月8日设立，授予给“顺利完成一个或数个方面军战役并使战争全局发生有利于苏联红军的根本改变”的军事统帅。历史上总共颁发给17人20枚胜利勋章，收回1枚（勃列日涅夫）。

  战争爆发后动员的红军官兵正向前线挺进，路边的口号即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将被击败，胜利必将属于我们！”，摄于1941年6月23日，然而数以百万的红军官兵未能亲眼见证胜利到来的那一天。

  1945年4月8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各下辖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在德国兰茨贝格（Landesberg）召开了会议，会上决定每支进军柏林的集团军都要制作一面红旗以悬挂在国会大厦顶部---这里是斯大林决定的最终突击点。

  柏林战役打响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突击第3集团军成为第一个到达柏林市中心的部队，接到命令后的集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上将指示下属的九个师分别制作了红旗。这批旗帜由戈里科夫少校负责制作，图案基于当时的苏联国旗，随军艺术家瓦西里·本托夫利用蒙版喷绘出了文字和图案，旗杆由一块锯过的木板制成。布料来自柏林的一家裁缝店。

  4月22日晚所有的旗帜都由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交给了9个师的代表，其中最后在国会大厦升起的的是编号第5号的旗帜，授予给了步兵第150师。

  4月29日，围绕国会大厦区域的激战开始了。次日步兵第79军的步兵第150师、步兵第171师和步兵第207师对国会大厦展开最终突击，清晨时分，步兵第171师的第525团和第380团进攻国王广场（Königplatz）以北街区的党卫军第23“挪威”装甲掷弹兵团阵地。

  步兵第150师第674团和第756团一部正在肃清盘踞在内政部大厦内的守军残余。第756团第2营在国会大厦正面构筑工事，防止德军突围。步兵第207师跨过莫尔特克大桥（Moltke Brücke），准备进攻克洛尔歌剧院（Kroll Opernhaus）

  国会大厦已经变成了一个堡垒。房子的窗户和门都被红砖堵上，砖石上留下枪眼，供机枪射击。国王广场前面是一个被水填满的地铁坑道。德军的10.5厘米和8.8厘米口径火炮火力直接覆盖国会大厦正面。提尔加滕（Tiergarten）和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Tor）上还驻守着“明兴贝格”装甲师和党卫军第503重装甲营最后的几辆坦克及突击炮.

  死守在国徽大厦的是柏林第9防区守备队、党卫军第11“诺德兰”装甲掷弹兵师残部、党卫军第33“查理曼大帝”志愿掷弹兵师的300名法国志愿兵及罗斯托克海军学院的海军军官学员，守军在区域内总兵力约5000人，帝国大厦内1000人左右。

  柏林守卫战中的党卫军第11装甲掷弹兵师的装甲掷弹兵和党卫军第503重装甲营的装甲兵。

  上午苏军发动的第一次突击行动没有成功：第756团和第674团的进攻被来自国会大厦和克罗尔歌剧院的猛烈炮火击退。

  苏军定于13：00再次组织突击，步兵冲锋前先进行了30分钟的炮火准备，第150师的炮兵第328团全部火炮、第171师的炮兵第357团一部和步兵第79军的数支炮兵单位悉数投入作战。同时苏军工兵对损坏的莫尔特克大桥进行了清理和加固，使其可承受重型火炮。

  一些大炮和坦克被部署到施普雷运河（Spree）南岸，直接瞄准国会大厦，用于摧毁防御工事和压制国会大厦的射击点。由于没足够和相对安全的空间容纳这么多的火力，所以部分火炮不得不被拖到内政部大楼的二楼。在有进一步火力需求的情况下，步兵第79军的全部1000门火炮可以投入压制德军。

  在画家西比尔斯基的这副油画作品中，表现了突击国会大厦前，授予部队胜利旗的场景

  到了中午时分，所有参加进攻的步兵部队进入出发位置。13：00，所有支援的炮兵准时向国会大厦、邻近的防御工事和射击点开火。

  接受过普通炮兵训练的坦克第23旅、独立坦克第85团和近卫独立重型坦克第88团的坦克也对国会大厦直射。步兵第207师的也以炮火压制住了克罗尔歌剧院的守军火力点，确保主攻的进行。

  在炮火的掩护下，步兵第756和第674团的两个营发起进攻，攻守双方在国会大厦前的壕沟前爆发激烈交战。

  战至14：25分，拉希姆然.科什卡巴耶夫中尉和格里戈里·布拉托夫列兵在主入口楼梯的柱子上挂了一面红旗（非胜利旗）。得到这一消息的第150师参谋马上给步兵第79军参谋长发报：

  ”我就此汇报我部于1945年4月30日14：25分在国会大厦西北角突入敌军防线营联合突击夺取了国会大厦，并且在南翼升起了胜利旗“。

  随后不久，全苏广播电台播出了苏军在14：25在国会大厦升起胜利旗的消息，全国轰动。

  参加了突击国会大厦的步兵第674团侦察排官兵们，最前方的就是列兵布拉托夫，他才是第一个把红旗国会大厦的人。

  事实上，此时红军尚未全部占领国会大厦，只有部份部队突入了大厦内部，激烈的争夺仍在继续。由于这一草率、未经证实的报道，进攻国会大厦的士兵们在战斗中多次起身欢呼。甚至不顾残余德军的火力爬起来冲锋，导致了不必要的伤亡。而这一信息成为长期以来史学界中关于胜利旗如何升起各种被歪曲的原因。

  直到当晚，涅乌斯特罗耶夫上尉指挥的第756团第1营、达维多夫上尉指挥的第674团第1营和萨姆索诺夫中尉指挥的第380团第1营才夺取了国会大厦主楼。德国守军已经退入地下室，准备突围。此时国会大厦的好几处都已经升起了红旗(从团、师到临时旗都有)。

  由米宁、扎吉托夫、利西缅科上士和博布罗夫中士组成的一个突击小组，在马科夫上尉的指挥下在主楼索敌。他们在四楼发现了一扇锁着的门，用一根圆木把它敲开了。一群人从天窗爬上阁楼，一直爬到建筑西侧三角墙的屋顶。22时40分，他们在胜利女神雕像的王冠上升起了红旗，但这仍是一面自制旗，而非胜利旗。

  2005年发行的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邮票，再现了苏军在胜利女神雕像前升起红旗的场景

  原本制作的胜利旗本计划于柏林时间4月30日晚上22：00在国会大厦圆顶升起，之前已经树立了三面红旗，由于德军夜间对国会大厦屋顶的远程炮击而被摧毁。玻璃圆顶也只剩下框架。而且晚上没有一点的灯光照明很难爬上满时瓦砾，摇摇欲坠的屋顶。

  步兵第150师第756团团长津琴科大怒：”红旗在哪儿？别挂在柱子上！挂到国会大厦顶上去！让每一个人都能看得到！“

  来自第756团第1营的副政委，乌克兰籍的阿列克谢·普罗科波维奇·别列斯特中尉、俄罗斯籍的米哈伊尔·叶戈罗夫和格鲁吉亚籍的梅利通·坎塔里亚（斯大林的同胞）负责这一危险而又光荣的任务。

  他们小心翼翼爬上屋顶，柏林的全景展现在眼前，小组继续绕着圆顶摸索前进，在东面（也就是大厦正门的后面），他们发现了一段被炮弹炸得变形的楼梯，楼梯一直通向最顶端。

  后排右二为梅利通·坎塔里亚，右一为叶戈罗夫，前排左三为营长涅乌斯特罗耶夫

  梅利通·坎塔里亚和叶戈罗夫二人后来为拍摄纪录片，重演了升起胜利旗时的情景

  5月1日正午，一架玻-2飞机飞临了国会大厦，机上的《真理报》记者安东诺维奇拍下了一张胜利旗在国会大厦上飘扬的照片，该照片随后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报刊中。

  1945年5月，苏联民谣歌手丽基雅·鲁斯兰诺娃鲁斯拉诺瓦在国会大厦前为红军战士演唱”喀秋莎“，她正是1938年这首世界名曲的首唱者。

  根据柏林地区的盟军协商决定，国会大厦属于英占区。因此在突击第三集团军攻占国会大厦后不久，胜利旗即被降下，换而升起了一面更大的纯红旗。而步兵第150师也于5月12日撤离国会大厦。

  根据步兵第79军军长佩列韦尔京金中将向突击第3集团军的报告称，胜利旗是在5月5日降下的（也有说法是5月8日及9日）：

  “ 我下令将1945年4月30日在国会大厦上升起的旗帜存下来，并询问苏联最高元帅朱可夫，希望可以允许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第3突击集团军第79步兵军的代表，将这面胜利旗在克里姆林宫或是另外的地方，亲手交给我们伟大的领袖，敬爱的斯大林元帅。 ”

  取下的胜利旗被存放在第756团团部，然后又送到了步兵第150师政治处保管，朱可夫在6月19日下令将胜利旗送到莫斯科，当天第150师政委阿尔秋霍夫中校决定在胜利旗加上”库图佐夫二级勋章获得者，伊德里茨步兵第150师“字样，第二天，阿尔秋霍夫中校和第756团第1营营长涅乌斯特罗耶夫等人一行，亲自把胜利旗送到了步兵第79军军部。79军政委克雷洛夫上校在看到旗帜上的字样后，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

  克雷洛夫目不转睛地盯着阿楚霍夫，问道:“谁给了你写这些的权利?”，用手指戳了一下150这一个数字。阿尔秋霍夫意识到，师部没有经过授权的行动必须以某种方式证明是正当的，于是建议克雷洛夫不要洗掉这段文字，而是加上:“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突击第3集团军、步兵第79军”。但是旗面上只有少数的空间，所以他们用缩写形式写着:“79 ск, 3 уа, 1 Бф”。当克雷洛夫看到横幅上的数字79时，他很满意。冲突就解决了。

  当天胜利旗被送上飞机，从柏林腾佩尔霍夫机场起飞，直飞莫斯科伏龙芝中央机场。

  胜利旗本应在1945年由第756团第1营营长涅乌斯特罗耶夫作旗手，在别列斯特、叶戈罗夫和坎塔里亚陪同下在莫斯科胜利阅兵上出现，然而涅乌斯特罗耶夫由于腿部受伤且候补旗手没有充分训练，故朱可夫决定取消胜利旗在胜利阅兵中的入场。

  根据1945年7月10日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命令，胜利旗被转移到莫斯科的苏联中央军事博物馆永久保存。

  1965年5月9日，卫国战争20周年的胜利阅兵式上，原版的胜利旗首次出现在队列中。随后，为了确认和保证安全，历年阅兵式中的胜利旗均为精确还原的副本。原始旗被转移到仓库中，折叠保存。

  而之后维护人员发现了旗面上出现了裂缝，破坏了文字涂漆，于是决定将旗面展开，储存在一个特殊的容器里。

  由于制作胜利旗所用的缎子很脆弱，所以不允许竖着悬挂。所以在2011年之前一直都是水平放置的，表面覆盖着一层特殊的纸。而且还把45年时固定旗面在旗杆上的9枚钉子都拔了出来（钉头慢慢的开始腐蚀旗面）。

  原版的胜利旗几次离开了博物馆。有一次是在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的时候，1990年以”我们被胜利旗团结在一起“的名义送到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2011年5月8日，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中央博物馆开放了胜利旗大厅，在其中的玻璃立方体中，放置了一份完整的胜利旗帜复制品，四周竖了四根由BM-13卡图莎火箭炮的炮弹导轨改造的金属支架。

  展台的底座是一个破碎的纳粹卐字地台，地板上的玻璃板下撒满了2万枚德军铁十字勋章、武器、军旗和包括巴巴罗萨计划副本在内的各类德军文件。

  真正的胜利旗现在仍存于博物馆的地下室中的一个特殊玻璃制成的容器中，隔绝一切紫外线%。

  现存的旗帜中缺少一条长73厘米宽3厘米的布条。一种说法是1945年5月2日一个卡秋莎火箭炮的炮手亚历山大·哈尔科夫剪下了一条作为纪念。

  另一种说法该旗存放在第150步兵师时，政治处的一些女工作人员剪下了一条并切为几块作为纪念。1970年左右曾有妇女带来一块碎片，其大小和旗帜缺少的一条中的一部分恰好符合。

  根据2007年5月7日通过的《胜利旗法》的规定，胜利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庆典以及在向莫斯科的无名烈士墓以及其他与卫国战争有关的纪念碑献花时，应使用胜利旗的复制品。政府机构、俄罗斯联邦主体、自治州及共和国、公立单位和组织在举行和二战有关的活动时亦可使用。在建筑物上，胜利旗可以和俄罗斯国旗一起悬挂。

  自2006年5月9日胜利日阅兵始，胜利旗不再单独入场，而和俄罗斯国旗一同出现。然而俄罗斯的老兵组织对俄罗斯国旗的使用产生了异议，认为在卫国战争中现今的俄罗斯三色国旗是弗拉索夫领导的俄罗斯所使用的旗帜。在一封致俄罗斯总统的公开信中写道：

  “ 将胜利旗和三色旗放置在一起饱具争议 ... 这会让人感觉弗拉索夫赢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但即使三色旗没有这一段被二战中的叛徒弗拉索夫玷污的历史，三色旗也不应和胜利旗一起出现。因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并不仅仅是俄罗斯人民的胜利，而是全体苏联人民的胜利，将苏联国旗以三色旗代替即是扭曲了卫国战争及独联体各国的历史。”

  在2015年5月9日的胜利阅兵式上，胜利旗被举在队列前面，俄罗斯三色旗在后面。在2016年5月9日的胜利阅兵式上，胜利旗再次跟随俄罗斯国旗出现。

  2015年5月8日，俄国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中一面胜利旗的背景下，庆祝胜利日。

  2018年2月2日，在伏尔加格勒举行的斯大林格勒战役75周年庆典上，展示了一面没有镰刀斧头的胜利旗，而俄军南方军区新闻处的解释是，经过数次干洗后：“跟着时间的推移，油漆会褪色”。

  斯蒂凡·安德烈耶维奇·诺斯特罗耶夫，1922年出生，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应征入伍，11月被派往前线师，随后在战斗中五次负伤。1943年4月，诺斯特罗耶夫上尉被任命为第756团第1营营长，参加了白俄罗斯、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的战斗，一直打到了柏林的国会大厦。

  1946年5月8日，诺斯特罗耶夫被授予苏联英雄勋章。1953年，他以中校军衔从陆军退役。1998年在乌克兰的塞瓦斯托波尔去世，享年75岁。

  诺斯特罗耶夫在塞瓦斯托波尔居住的公寓前的纪念牌，他从1980年开始就一直住在这里。

  阿列克谢·普罗科皮耶维奇·别列斯特，出生于苏联乌克兰苏梅州的一个贫困家庭，其十五个兄弟姐妹中有七个不幸夭折。11岁成为孤儿，由他的姐姐抚养长大。16岁成为一名拖拉机手。

  1939年10月应征入伍，作为一名通信兵参加了冬季战争。苏德战争爆发后随即再次参战，1943年年12月，被派往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校并接受培训成为一名军事政治委员。

  1944年9月毕业后，以中尉军衔被派往第150步兵师第756团第1营任副政委。在柏林战役中曾冒名顶替为一名苏军上校，与国会大厦内德军谈判投降事宜。后获得红旗勋章。

  1946年5月, 包括梅利通·坎塔里亚在内的许多参与柏林国会大厦的人员都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但由于未知的原因（有资料称是由于他的乌克兰血统，朱可夫元帅不喜欢政委，还要称其在战斗前几天与一名锄奸队军官发生冲突。），别列斯特并未获此荣誉，而且他在整个事件中的相关部分皆被略去不提。

  1948年退伍后，别列斯特在顿河畔罗斯托克的地区电影局参加工作。1953年，被指控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后实际关押了5年。获释放后在罗斯托克农机厂做一名普通工人。

  1970年11月3日，别列斯特为营救一名误入铁路线上的孩童时不幸被驶来的火车撞倒，不治身亡。

  米哈伊尔·叶戈罗夫。1923年5月5日生于斯摩棱斯克州斯摩棱斯克区叶尔莫申科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后一直在农场工作。

  在德军占领斯摩棱斯克地区期间，加入了游击队。1944年12月参入了苏联红军，任步兵第756团侦察员。

  1946年5月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并获得“列宁勋章”和“金星勋章”。1947年退役后，他进了斯摩棱斯克的一所兼修学校学习。毕业在鲁德尼扬斯基牛奶罐头厂工作。

  1975年6月20日在一场车祸中丧生。遗体安葬在在斯摩棱斯克市英雄广场的城墙附近。

  梅利通·坎塔里亚，1920年10月5日出生于格鲁吉亚季瓦里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入伍前一直在集体农场工作。参军后加入第756团服役，直到攻克柏林。1946年5月8日获得“苏联英雄勋章”称号，列宁勋章和金星勋章。

  后于1946年复员，回到祖国格鲁吉亚，继续在集体农庄工作。后来，他在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首都苏呼米定居下来，在那里当了一名店长。

  1947年加入苏联。1965年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之际的胜利日阅兵式上，他和当年的老战友叶格罗夫，康斯坦丁·萨姆索诺夫一起，举着胜利旗从红场走过。

  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战争期间，他和家人被迫前往第比利斯，然后在1993年带着他的孩子来到莫斯科。在一个委员会的帮助下，为他的大家庭在郊区弄到了一套临时的小单间公寓。

  1993年12月26日，他在前往莫斯科的火车上去世，当时他正在前往那里接受难民身份。1994年1月安葬到了老家季瓦里。